在1号楼西面入口处有一个收发室，一位老工人反映：当天晚上他早来了一会儿，大约5点半左右，他看见有一高两矮3个头戴安全帽、身穿蓝色工作服的人从门口经过，走进1号楼第一单元门洞里。他刚吃了带来的晚饭后，忽听外面有人高喊“救命”，从院里跑了出来，地上有火亮，可是并没看见后面有人追赶……
侦察员们分析，收发室老工人看见的“一个人跑”、“地上有火亮”，就是犯罪分子枪击逃跑的被害人老张时的情景。
1号楼1单元8楼的一位男主人在大约5时35分的时候，看见两个人从门洞出来后向东走去；3楼的一位男主人在大约5时40分的时候，下班回来往楼上走，在3楼缓步台看见站着两个人在交谈；3楼另一户的女主人也在缓步台上看见了人，不过她看到的不是两个，是3个；2单元7楼的一位女主人和4楼的一位男主人在下班后上楼时，在3楼缓步台上看见两个人站在那里，有对话……
难道犯罪分子会有5个人吗？不是的。侦察员们分析，这几名犯罪分子在1单元、2单元之间有窜动。这样做可以避免长时间守候在同一个地方，引起人们怀疑。
调查中获知，当天晚上5点半左右，省电视台的老赵拉着两箱苹果开车回来，快走到1号楼拐角的车棚子时，大灯向前面照去，看见有个戴安全帽的人站在那里，他避开灯光，用手挡一下脸；当老赵搬着苹果箱上楼时，又看见过道上有两个戴安全帽的人……
住在2号楼7层的一对夫妇，在大约6点钟左右，看见两辆双轮摩托车从院里开出来，车上坐着3个人，一直冲着北门开出去……
在现场西面和平南大街和北面辽源路交汇的路口南侧，有一个摆摊修理自行车的工人，他说，从去年6月以来，一直有一个人在马路对面玛莉蓝大厦的树下长时间地站着，看样子像在等人。他骑一辆红色摩托车，黄色车牌……
案发时，因为正是下班时间，那些曾目击犯罪分子的人们一般都没怎么注意，也没有多想。有的以为那几个人是搞装修的，有的以为他们是在查门牌号找人。
调查情况初步表明，犯罪分子是装束相同的3个人，他们作案前在现场一带或聚或散，活动、守候。据此看来，这是一起有预谋、有准备的抢劫案件。
10月20日，于凌舜在刑警支队主持召开议案会议，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总队长刘守军参加了会议。会议室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3·8”串案历次案件的现场平面图，加上会场上严肃紧张的气氛，不亚于战争时期制定重大战役作战方案的指挥官会议。
于凌舜说，据分析，犯罪分子对被害人到银行取款进行了跟踪。我们可以观看那几家银行营业窗口的录像带，放给侦察员和有辨认条件的目击者，从中发现嫌疑人。于凌舜特别指出，要找被害人取款时在画面上出现过两次以上的人，或者出现在两家银行录像带上的人……
刑警支队技术一处副处长李学民说，“3·8”串案犯罪团伙以往的作案手段是杀害司机抢劫出租车，可是这次作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到出租车司机被害、车辆被抢的报告。
刑警支队支队长张宝华说，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有了改变，他们使用了自备的交通工具———摩托车。我们的工作可以从查摩托车入手。
22日，杨加林来到刑警支队，参加了于凌舜主持的又一次议案会议，与同志们共商破案大计。议论中，那个在现场附近修自行车的工人提供的情况，格外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宋晓晶副支队长说，修车人说的那个在玛莉蓝大厦树下站着的年龄大的人，从去年6月以来多次在那里等候。站在他那个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场的西、北两个进出口。这个人应该是“踩点”的人。
于凌舜说，历次“3·8”案件中，都明确反映出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现在可以肯定，这个年龄大的人就是犯罪分子。
市交警支队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刘景伦副支队长和和平区分局局长陈相忠提出，现场上出现的两辆摩托车是重要的侦查线索，应该将全市80型以上的摩托车资料全部调出来，彻底查一查。
于凌舜说，要在摸底中注意以车挂人，车、人结合。
杨加林说，在50左右岁这个年龄骑摩托车的人不多，我们的工作面不会太宽。显然，那个从去年6月以来经常在玛莉蓝大厦拐角处的树下“等人”、骑一辆红色两轮摩托车、年龄比较大的人，已经露出了狐狸尾巴，被公安机关牢牢地套住了。提供这一重要线索的人，就是那位姓周的修车工人。
修车工人周师傅
俗话说：“善恶终有报。”似乎冥冥之中，修车工人周师傅注定要成为“3·8”串案犯罪团伙的“克星”。
21日那天早晨，刑警支队专案一大队探长单强，带领他的组员在现场一带继续路访，走到港澳证券大楼，看见在楼的拐角处，一位修车工人刚刚打开工具箱，做着一天工作的准备。单强心里一动，朝着他走了过去：“老师傅，你每天早晨几点出来呀？”
后来知道，那位修车工人还不到50岁，显得老相些。他抬头看了看和颜悦色的单强，虎头虎脑胖乎乎的，一张讨人喜欢的娃娃脸，身边还有几个青年，便笑着说：“哦，我每天都是在这个时候出来。”
“贵姓？”
“免贵姓周。你们是……”
“我们是公安局的。”单强亮明了身份，“周师傅，前天这地方出了个案子，你知道不？”
“我听说了，抢钱……”
“你总在这里修车，看没看见这样的人：头戴安全帽，上身穿蓝色工作服，骑着摩托车……”单强根据已经掌握的，尽量把嫌疑人的情况说得详细些。
没等单强说完，周师傅就说：“哎，他呀，我看见过！那个人大约50来岁，身高约在一米七吧，长得比较黑，比较瘦，小眼睛，高直鼻，一字嘴……”
单强愣了，惊异地看了看伙伴们，他们也是一脸惊愕。
“前天下午大约4点钟的时候，你说的这个人就在马路那面站着。”周师傅继续说，用手往对面一指，“那不，他就站在玛莉蓝大厦树下，骑的是一辆红色的摩托车……”
单强像在茫茫荒漠之中发现了一泓清泉，忙说：“周师傅，你把情况细点说……”
“细点说？好，我细点说。那辆摩托车有4成新，座套是黑色的，前后车牌子是黄色的，后面没有工具箱，货架上有一根旧内胎，那是准备拴东西用的……前天下午4点多钟他就在那边站着。大约半个小时后，从东边走过来一个人，和他一样打扮，戴安全帽，穿蓝色工作服。他们两个嘀咕一阵，穿过马路，往我这边走来了。我想和那个岁数大点的打个招呼，可是他们两个人只顾说话了，和我擦身而过，往南边走了……”
“你和他打招呼干什么？”
“哎呀，我都把他看熟啦！好几个月了，他经常在我对面那边站着，有时候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你说他是在等人吧，可我从来没看见他等到过谁！”
原来如此！单强和同志们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脸上浮现出微笑。他们此刻在脑海里想象得出，每当周师傅没有活儿的时候，就坐在板凳上休息，环顾四周，看着满大街的行人和车辆解闷儿。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在马路对面长时间站着的那个人就会很容易地进入他的视野，被他看个脸熟。不过，这也只是一面熟，对方似乎并没注意到他。
作为探长，单强认为有必要让周师傅出具一份证言，便说：“周师傅，请你给我们写个材料吧。”
“写材料？”
“对，就是把你刚才说的写一写。”
“这……”
“怎么？”
“你看，我也拉家带口的，在这还得干活儿呢！”
单强理解周师傅的难处。从交谈中了解到，他是一位下岗工人，妻子是农村户口，家中生活并不宽裕。公安机关破案固然重要，但也不能耽误了人家谋生啊！
“周师傅，你在这修车，一天能挣多少钱？”
“也就二三十块吧。”
单强从衣兜里取出10元钱，递了过去：“周师傅，对不起，我们今天占用你一个小时，影响你的工作了。这10元钱，算是给你的一点补偿吧！”
“这……”
“哎，拿着吧！”探组的同志都说。
周师傅见单强等人一片诚意，就把钱收起来了。为公安机关写了一份证实材料。
单强收起材料，说：“周师傅，我姓单，刑警支队的，咱们就算认识了，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以后，还可能麻烦你。”
“谈不上麻烦，你们干公安抓坏人也不容易呀！”
“周师傅，如果你再看见那个人，还能认出他来不？”
“认出来了！他平时穿得不怎么样，可是前天，他忽然换了一件崭新的蓝色工作服，还戴个安全帽，像什么单位发的。我看着他就想，嚯，这家伙还阔起来了！”
“如果把他放在10个人里面，你能不能把他认出来？”
“别说10个人，你就是把他放在100个人里，我也能一眼就把他认出来！”
惟一的目击者
单强将修车工人周师傅提供的情况和那份证言材料，向专案副大队长李传记作了汇报，反映到市公安局决策层，受到重视。通过与周师傅多次谈话，他提供的情况始终保持稳定，可信。
市公安局局长杨加林认为，在“10·19”案件现场走访调查中，对这位周师傅的发现是最成功的，也是最有份量的。由于单强等人善于做思想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周师傅已经把犯罪团伙中一个主要成员的基本轮廓勾画出来了。更可贵的是，周师傅具有可靠的识别辨认能力，这一点在下一步侦查工作中十分重要。
杨加林、吴宗声、于凌舜等市公安局领导同志会见了周师傅。
在刑警支队院子里，出于慎重，同时也是想实际测试一下周师傅对人的观察与形象描绘的能力，杨加林指着从不远处走过来的一名侦察员，对周师傅说：“周师傅，你能不能把那个人的长相说一说？”
周师傅会意地笑了笑，略作观察，很快就说：“这位同志嘛……他是长方脸，眼睛不大，蒜头鼻子，厚嘴唇，有点兜风耳……”
杨加林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和身边的吴宗声、于凌舜相视一笑。杨加林又指着另一名侦察员说：“周师傅，你再把他说说！”
“这位……他是扫帚眉，高颧骨，有点吊眼梢……哟，他笑了，有俩酒窝……”
杨加林听了，心里很高兴。这位周师傅的观察、描绘能力确有过人之处，这是不容置疑的。由于“3．8”串案的犯罪分子凶狠残暴，又很狡猾，他们作案时不是蒙面就是杀人灭口，至今还没有受害者看到他们的庐山真面目。当然，有的被害人和他们打过照面，如“10．19”案件中老张的妻子，还有被打伤的小曹，但他们都不过是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下向犯罪分子投去短短的一瞬，不可能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会发生错觉。
而这位周师傅，是对这个犯罪团伙中的一个重要成员进行长期观察的惟一目击者，留有深刻的印象，并且能用比较准确的语言描绘出来，这太难得了。
走进屋里，杨加林诚恳地对周师傅说：“周师傅，我们要抓的这个犯罪团伙太坏了，他们嗜杀成性，罪恶累累，把我们沈阳搅得很不安宁。希望你支持我们，和我们并肩战斗吧！”
10月23日，市公安局发出了《关于按照最新条件对“3．8”串案全面排查的紧急通知》。这个通知结合刚刚发生的“10．19”案件，分别通报了3名犯罪分子的年龄、相貌、着装，以及他们乘坐的两辆红色摩托车的特征，提出了排查重点和工作要求。
登在报纸上的摹拟像
在省、市各新闻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由沈阳市公安局提供的“10·19”案件的案情以及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10万元重奖的消息迅速出现在省、市级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一消息的公布，不仅澄清了案件的真实情况，而且调动了群众举报嫌疑人的积极性。连日来，各级公安机关电话铃声不断，举报信件雪片般飞向办案人员手中。据不完全统计，群众举报案件线索7700多件，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这场斗争的巨大热情。公安机关对这些举报及时进行分析、筛选，提炼出有价值的线索用于侦查。
周师傅忙起来了。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他在单强等侦察员的陪同下，到各地对嫌疑人进行辨认。
10月22日，“10·19”案件犯罪分子使用的交通工具———两辆摩托车在和平区民主公安派出所管内被发现。
19日晚上5点来钟，位于昆明街的一家店铺的女主人出去洗澡，一小时后回来，看见有人把一辆摩托车放在她的店前，门都挡住了。她很生气，嘟囔着把摩托车挪开了。她看见，街对面还停放着一辆摩托车。22日午夜，民主公安派出所民警贾丙峰巡逻时，在118号楼房门前发现了这辆没有车牌的摩托车，在路东98号楼的房山处发现了另一辆车牌为“辽J95439”的摩托车。两辆摩托车都推到派出所，后来送到了刑警支队。
刑警支队侦察人员请来周师傅，让他看看这两辆摩托车中是否有那个年龄较大的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摩托车。周师傅以一个修车工人的内行目光，上下打量那辆挂黄色车牌的“八达牌”摩托车，点了点头说：“嗯，这一辆，就是那个常在玛莉蓝大厦下面‘等人’的人用的车。不过……这车上好像缺点什么东西……”
李传记说：“对，拉这辆车的时候碰掉了一块挡泥板，快拿来安上！”
挡泥板找来了，安到那辆摩托车上，周师傅微微一笑：“哎，这就对了。就是它，没错！”
在场的人们暗暗赞叹：好眼力！
既然这两辆摩托车是“10·19”犯罪分子作案时使用的交通工具，毫无疑问成为破案的重要线索。那辆有车牌的红色“八达牌”100型摩托车是彰武县的，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宋晓晶带领侦察员连夜去彰武调查，查出车主是新民市于家窝堡一个人的。但此车多次倒手，查来查去线索中断了。
杨加林、吴宗声、于凌舜等人决定，再将这两辆摩托车的照片配加必要的文字说明，交新闻单位向社会播发，把群众举报引向深入。
几位局长想，既然有周师傅这样的目击者，为什么不能通过他的口头描述，请画家来为那个年龄较大的犯罪嫌疑人画一张摹拟像呢？用嫌疑人的摹拟像侦破案件，在国内外都不乏成功的案例。
10月22日，这个想法付诸实施，经省公安厅联系，从上海请来了被誉为“神笔”的画家张欣。
张欣是上海铁路公安局综合技术处主任科员，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上海市劳动模范。他从小喜欢画画，当兵后参加美术培训班学习，1982年从海军部队复员从警。他经过长期刻苦的实践和探索，练出一手绝活———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惟妙惟肖地画出犯罪嫌疑人的肖像来，协助警方破案。从1990年到1998年，他先后为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制作摹拟画像399次，破获491起各种重、特大案件。
张欣接到邀请后乘机直飞沈阳，受到市公安局领导的热情接见，向他介绍了案情。他根据周师傅的口头描述，铺纸运笔，反复修改，几易其稿，最后完成了一幅素描肖像画稿。周师傅拿起画稿仔细端详，说：“上半个脸很像，只是嘴差了点，可我又说不好。”
与此同时，双管齐下，市公安局领导责成单强等人陪同周师傅去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请“警星CCK—Ⅱ人像摹拟组合系统”的发明人赵成文教授，为那个年龄较大的犯罪嫌疑人画摹拟像。
赵成文教授从1973年开始研究人像摹拟组合系统，1998年他的研究成果由东大阿尔派制成软件，其库存量可以随着操作人的意志组合成90亿幅人像而不会发生重复。这套系统运用于侦破实践，显示了强大的威力。
这套人像摹拟组合系统，由该学院的高级工程师张星操纵制作。张星根据周师傅的口头描述，在电脑屏幕上反复更换五官，不断修改，最后终于制成了一幅彩色摹拟肖像。周师傅拿起这幅像仔细端详，说：“‘画’得不错，嘴特别像。这个像和那个真人比，能像百分之八十。”
画家手工画像“上半个脸像”，专家电脑画像“嘴特别像”。既然这样，将上半部的手工素描和下半部的电脑“画”像合并到一起，岂不是珠联璧合吗？
10月25日，一幅彩色摹拟画像出现在《沈阳晚报》头版上。在画像的下面的文字说明是：“图为‘10·19’重案犯罪嫌疑人之一，年龄约45至55岁，身高1．70米左右，皮肤较黑。此摹拟像与歹徒的相似程度占80％。”
这幅摹拟像不过火柴盒般大小，但它在报纸的头版上出现，却是沈阳建国以来的首次。人们只要花3角钱就可以买到一份报纸，“3·8”串案的犯罪分子当然也能看到。那么，他们怎样来看自己那张脸呢？
劫匪隐藏在亲人中间
作案后的几天，汪家礼一直住在赵晶家里。赵晶回迁到楼房住后，汪家礼隔三岔五就到她这边来。
那天晚上已经10点多了，汪家礼才回来。回迁后，小小的单间居室里放一张双人床，再放一张单人床，虽然剩下的可供人们活动的空间已经没有多少，但远比过去住简易房的时候方便多了。汪家礼酒气熏天，进屋就躺到床上了。
“又喝大酒了。”赵晶用鼻子嗅了嗅说，“以后要是太晚了，就别来了……”
“咋的，烦我了？”汪家礼今天显得心气不太顺。
“我是说，太晚了，路上别遇上坏人，出什么事……”
“×娘们儿……”汪家礼骂了一句，翻了个身。
赵晶听了，心里一沉，皱了皱眉。
相处几年来，这是汪家礼头一次骂她。他总是回来这么晚，也不知道每天在外面干些什么。如果结婚以后也这样，那怎么行呢。和他的关系已经形若夫妻，两口子没有不说的话，可是没想到他竟开口骂人了……赵晶越想越委屈，又有点气，也回骂了一句，没再搭理他。
两天后，汪家礼又来了，一进门就自嘲地说：“唉，我这人哪，没皮没脸的。骂我，我还来。”
听了这意味着主动和解的话，赵晶气也消了，不再说什么，照例为汪家礼做饭，给他上药。
早晨打开电视机，荧屏上出现了“10·19”持枪抢劫巨款案的一些画面，公安局在搜捕案犯，呼吁市民们举报嫌疑人……案情惊心动魄，赵晶一边忙着收拾屋子一边看，说：“抢了100万，胆子真够大的！”
“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汪家礼接过话头说了一句。他在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些画面，显得有点紧张。节目时间不长，画面很快就变换了，他才感到释然，坐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点着一支烟悠闲地吸起来，说：“听说报纸上还登了犯罪分子的画像呢。”
“能抓着吗？”
“哼，谁知道。”
汪家礼不愿再和赵晶谈论这个话题，转到别的上面去了。
这天，汪家礼和赵晶去了他的二姐家。
二姐原在长客西站工作，退休后干家政。平时弟弟不常来，何况这回又是带着赵晶来的，自然要热情款待一番。
打开收音机，传出播音员雄浑而庄重的声音，在播发着警方悬赏缉拿“10·19”案犯的消息……
打开电视机，节目主持人在播发着由警方提供的同一篇新闻稿……
二姐家里有报纸，报纸头版上也登着刚刚发现的案犯们使用两辆摩托车的照片……
汪家礼显得有些不安，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他从茶几上拿起一张晚报，久久地看着头版上刊登的那两辆摩托车的彩色照片，沉思不语。
二姐正在厨房里忙着，女儿回来了：
“公安局正悬赏抓抢劫犯呢。我要知道是谁干的，举报了得10万元钱该多好！”
“天上掉馅饼，净想好事！”二姐在厨房说。
汪家礼心里一惊，但脸上依然平静，笑了笑说：“报纸上登这个没用。这摩托车能是犯罪分子自己的吗？肯定是偷来的！”
“报纸上还登了抢劫犯的相片呢！”外甥女说。
“那也没用，画的。”汪家礼说，“报纸说那摹拟像有百分之八十像，纯粹是吹牛。要是真那么像，犯罪分子早跑了，还等着公安局抓呀！”汪家礼不屑地扔下报纸，“这和咱们有啥关系，别扯这些了……”